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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峰看世界

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自由作家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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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峰,知名网络作家\摄影师。曾任(海南侨报《乡缘》杂志法人代表总编辑)。2009年当选腾讯全国网络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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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经济三大担忧!  

2010-11-12 20:51:12|  分类: 刚峰看世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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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无疑,浙江省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最直接的成就,就是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产生了数以百万之计的商人亦浙商!

  浙商的横空出世,验证了浙江改革开放最根本效果的正确性,就是好的政策能让农民富裕起来。民富省强国壮,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憧憬,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普通百姓的梦想!如今,领导者们的憧憬与百姓的梦想,在浙江大地基本上是梦想成真,这个真,就是遍地开花的农民企业家层出不穷的浙江模式。

  目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领导、学者、教授、专家、百姓甚至于老外,对浙江模式普遍都以讴歌的形式,大书特书。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几乎展现一边倒的“歌功颂德”的态势中,鲜有振聋发聩警世声音,偶尔有几篇反思的文章也如泥牛入海,淹没在浩浩荡荡歌颂的红旗中,惊不起大浪。

  其实,此行浙江,虽然时间匆忙走马观花,但我所耳闻目睹的一些现象及事实,还是让我沉入了深思。

  总有一份忧虑总有一份郁积,也许,作为草根博主的我,天生性格上的耿直让我总有一种不吐不快之感。在台州与政府对话中,我已直言达谏了我的观感。如今,回到海南,闭门思索,还是觉得应该把我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观感中所产生的忧虑结文发出来,一来表达对浙江省领导礼贤下士的感激,二来,尽草根博主的江湖义气。也许,忠言会逆耳,或有危言耸听之后果,或纯属垃圾之语,但,权当一介草民的肺腑之言,供浙江方面参考。

 

  二,忧虑

  居安思危,也许是老祖宗传承下来士大夫身上的一种天然禀性。
  面对着汹涌澎湃崛起的浙商商帮,如果细致深入研究其内在的一些共同特征,考察他们所处的地缘的政治经济市场行业背景,再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不难发现,财大气粗的“炒房团”、“炒煤团”、“炒股团”等一波又一波的浙商商团背后,仍然潜伏着成长的巨大危机而令我担忧。

  1,现代浙商的本质,依然还没脱离古代商帮的特征。

  众所周知,古代商帮的本质,其实就是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
  古代的商帮,其思想基础是建立在等级观念下的封建意识;其组织结构是分工协作抱团排外的帮会;其经济背景是小农经济市场下的自我利益的平衡。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家族式的管理与继承。
  纵观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崛起的浙商商团,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绝大部分浙商老板,依然是出生于“草根”的农民商人。其最初创业的动因都很简单,就是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过上小康,是浙江人千百年来的梦想。
  在条条框框的束缚被突破后,浙江人跨出家门,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等起家,从农民或小工商业者脱变成一代富商,然后成帮成团,但其思想意识的,依然脱离不出古代商帮的本质。
  其实,浙商在三十年的崛起发展中,从整体态势上我们可以帮其划为三个阶段或三种标志或三代人。
  如果说,在浙江改革开放中,以打铁匠出身的鲁冠球、修鞋匠出身的南存辉、临时工出身的汪力成、修理工出身的郑坚江、农民出身的李如成等商人从“三无”的一代变为崛起的第一代浙商领军人物的话,那么,以郭广昌、周晓光、陈金义、宋卫平等代表却是以敢于冒险的精神,在混沌中打拼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就是第二代浙商的时代弄潮儿;而以丁磊、陈天桥、江南春等相继奔赴美国一夜创富的神话故事传奇,便成为浙商第三代娇子。
  也许第三代浙商以年轻、有知识、有学问、擅创新的新浙商形象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其前辈原有的印象,一夜之间他们成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偶像,但纵观整体,从台州的路桥工业市场、金华的义乌、东阳等地的小商品市场来看,今天的浙商群体绝大部分,还是农民或从打工者脱颖而出的“草根”商人。
  他们都曾经生活在社会边缘,是为改变命运而呕心沥血的“讨生活者”。他们在创业之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伟蓝图,一切是那么草根那么现实、那么简单、那么的低调、那么的追求直接利益。他们的身上依然还保持着草根的忍辱负重、坚忍不拔与勤俭节约,保存着精明能干敬业精神。那怕是他们产业规模已经是以十亿计的企业,他们家族经营的烙印还是非常明显。那怕是他们上市了成立了董事会,或招聘了许多外地的专业人才和技工能匠,但企业模式,二十余年来,还依然没有摆脱家族管理的桎梏。
  我发现:在义乌在东阳,不管浙江人的生意做得多么大,他们总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做生意。不管他的商铺他的企业他的产业发展得多大,产业链的上下游也大多把持在浙商自己人手中。
  浙江第二代商人的起家大多是靠一带十、十带百地做起来的。可能一条街上,做眼镜的不是他三姨就是她二舅,这样的方式能带来管理成本的降低,有时却也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力量。
  浙商帮的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的抱团力,其实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的团体的共性特征,但是排他性和封闭性也是商帮最终消亡的根本内因。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历史曾经证明,无论是过去的旧商帮,还是封建王朝,其家族式的管理经营接班等模式,都难以长久。浙商家族式的企业,在股权结构,产业调整,战略创新、盈利模式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富二代接班人的观念素质等问题,不仅是目前浙江政府担忧的,同时,我们在台州与民企老板的对话中,也深深感觉到这批草根老板的忧郁。台州杰克老板面对我们的提问其接班人的问题,其现场毫无掩饰哭泣,也许更能佐证我的担忧。
  如果浙商民企不能跳出古代商帮的旧习俗的本质,衰败就是必然的!

 

  2,缺少创新,浙商”中国制造”的繁荣难以持之以恒

 

   有专家指出:浙商大多数成功于先天的商业基因而促成的投资(或者投机)成功以及制造业,但是这并不是创新,也并非创业型经济。在浙江,我们看到大多的企业,是投机型的盲目多元化或者是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制造。
    “中国制造”在以最低廉的价格疯狂地补贴世界,其中,浙江商人做着最明显的“贡献”。在世界杯期间,浙江朗莎尔维迪服饰公司专门为世界杯定制的225万面球迷呐喊旗;浙江义乌30多家企业为各国球迷生产“球迷假发”;浙江一家名叫上虞盛禾纺织品有限公司为德国客商制造的150万条世界杯赛事专用披肩毯;浙江宁波狮丹努集团就为阿迪达斯“贴牌”生产了85万件阿迪达斯德国球迷服……

  温州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打火机,宁波则生产了全国大部分的衬衫。被喻为“领带之乡”的嵊州,全世界80%的领带在这里贴牌生产,而居然没有一个富有竞争力的自主品牌。浙江民营企业依靠贴牌生产为生,粗放式增长方式、产品附加值低、研发能力不足,是浙江民营企业的致命软肋。浙商企业的盈利模式,就像拧毛巾一样已经拧不出什么水来了,用8亿件衬衣换回一架美国或法国的飞机,是最贴切的比喻。

  只有制造,没有创造,这似乎是浙江民营经济最现实的困境!而这个困境的背后其实折射出浙江人性格中的某些劣根性。
    众所周知,浙商的崛起是囿于吴语方言地域,是建立在宗亲地缘的基础上壮大发展的。古代的吴越地区其灿烂的文化孕育了许多杰出的商人,他们的灵秀与机敏是别于其它商帮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在人的性格上就是精明能干。

  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精明的贬意词就是狡诈,就是小气,就是吃不了亏。古人说:水清无鱼,人精无友。人太精明,囿于计算,处处想沾便宜,那必将是急功近利,缺乏战略远见。我们从浙商发迹来看,浙江人特别是农民商人性格上的一些劣根性表现在商业模式上短视,触目惊心。

  浙商早期的走私、制假、售劣使胆大的浙江农民捞到第一桶金,然后,每一次的市场波动浙商都能够精明把握应时而动。倒卖国库券、倒卖钢材、炒房、炒煤等等,在没有大成本且暴利的诱惑下,一波又一波的 “炒房团”、“炒煤团”、“炒股团”喧嚣一时,让浙商们性格上的精明发挥到极致。

  “炒”虽然是一门技术也是一种智慧,但“炒”字的背后,却是一种短视是一种花心,更是一种不良禀性。

  “炒”虽然让浙商从农民成为富人,然而,暴富起来的浙商们,有人热衷于赌博,有人热衷于花天酒地,更有人热衷于骄奢淫逸。近年来,浙商成为了奢侈品消费最大的一个群体。小富即安,在许多草根浙商们身上,暴发户的傲慢下,却掩饰不住小农意识在文化、观念、战略创新等方面的贫困,并让天下人对浙商从此记忆犹新……

  浙商自身身上的历史地域上的局限性,也许是浙江模式难以跨越钱塘江,越过黄河与长江,横渡琼州与台州海峡的最大阻力!

 

   3,政府的无为与有为之间如何拿捏“度”?

 

  此行浙江听到政府领导说的最多的是,浙商的崛起得益于各级政府当初的无为而治。
  何谓无为而治?
  百度词典解释:无为:遵循自然的法则而不妄为;治:治理,自己不妄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原指舜当政的时候,沿袭尧的主张,不做丝毫改变;后泛指以德化民。
  其实,无为是老庄哲学的基本思想,也是道家修行的最高境界。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那么道的规律又是什么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当然,无为而治的“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
  老子的“无为”思想取自易经,老子讲“无为”只是向天下人讲宇宙之道,而孔夫子是老子的学生,孔子的聪明就是从老师头脑里学习到的哲学思想变成一种供统治者实用的政治工具或原则,这个工具就是儒学。
  所以孔子在《论语?卫灵公》开讲:“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他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要求统治者无所作为,效法自然。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具体措施是“劝统治者少干涉”和“使民众无知无欲”。春秋末期孔子这句话就是要告诉统治者要学习上古时期的舜尧,舜品德高尚,尧派他来管理天下,舜什么都没有,安安静静地享受天下。
  别小看孔子的这句话,他创造的儒学,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让天下王朝按部就班,一定就是三千年不变。
  其实,无为与有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说到底就是政策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历史证明,凡在这个度上拿捏的好的皇帝其朝代一定是盛世太平。无论是唐朝的“贞观”之治,还是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是在政策的制定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然而,三千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无为”与“有为”之间拿捏的不太好,因为,这个“度”的确是一个哲学高度,不只取决于王朝的决策者们,还与时代所处的民风民情内外环境等因素有关。但好的政策与制度却是一个时代的兴旺标志。如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就是适应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态势,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被称之为中华民族发展最好的时代,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的佐证。
  回过头来看浙江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首先应该肯定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必须看到,浙江的成就,正是因为那时我们所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变革前夕,浙江政府的无为思想才有一个基本的前提保障,否则,离开了小平同志的变革前提,浙江的无为不可能有所作为,这就是为何在老毛时代浙江出不了庞大浙商的原因。
  在台州与政府对话时,领导说台州的经济起飞得于是温州的保护。那时,温州模式正处在试验阶段,所有的政治眼光都警觉地关注在温州,而台州却在这种掩蔽下稍然发展,减小了许多政治上的桎梏。
  无为有为的哲学思想,换成通俗的话来说,就有如红灯黄灯与绿灯一样的交通管理的关系。台州领导想说的意思,温州人老在当时的红灯区内闯来闯去的时候,台州人却在红灯与黄灯的边缘线上做着生意,虽然没有温州人得到更多实惠,但台州人没有违规自然就没有罚款,至少比那些只懂在绿灯中通行或在斑马线上等候的人得到了实惠与发展更多。
  交通规则告诉我们:绿灯时通行时是安全的但也是人最多的,人多自然太拥挤了;红灯时没有人通行,要通过很方便但却要付出代价;而只有把握黄灯与红灯一瞬间敢通行的人,才是最有胆略的人。
  政府的政策就有如对从商的人设置红黄绿灯的时间或制度。我们的政策有个怪圈,政策一严经济亦死,一松虽然活却又乱。浙江政府对民营经济的管理相对于其它省份来说,就是这个制度设计的更人性化些。
  泱泱大国,神州大地,完全靠中央一个集权政策,的确是太死了点。可中央却有中央的难处,面对着不同地域的背景与变化,中央最多也只是搞几个特区或设立几个经济独立市来适应变化。
  如果说,广东人的优点是争取让中央的政策将红灯变成黄灯的话;那么,浙江人的强项,就是把中央的政策由黄灯不断向红灯推进,把中央认定的红灯区渐渐变成黄灯区,或让中央的红灯政策变为浙江绿灯特别通行证。
  浙江人胆大吗?我看历史,浙江人很少出造反英雄,更鲜有梁山好汉。浙江早期的民企老板为何这么胆大?走私、制假、售劣直至现代的各类“炒团”或地下钱庄,许多行为是越过了中央的政策界线的,但浙江农民能捞到第一桶金,却是在浙江一些政府的无为与有为下闯红灯而成功的。
  这就是浙江。
  老百姓说的钱庄,也就是政府说的私有银行,就是放在目前海南在广东一带的特区,也鲜有,而在浙江却成为一个合法的行当。
  这不只是无为,更是有为,这种有为,是争取了中央的支持,把红灯成功变成了黄灯。
  这就是浙江们的官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而对比一下海南,老去中央争取政策,争了二十年,换了四届省领导,中央也几乎什么都给了,不仅有立法权,而且,年初的国际旅游岛的批件中,免税、博彩都有明文,可一遇到风吹草动却吓得屁滚尿流。
  这就是海南官吏与浙江官吏的最大区别,也是海南二十年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肯定浙江政府的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的前提下,我还是有些担忧。因为,央政不是浙江的官吏能完全左右的,在大背景下,浙江的政治经济民主体制的改革开放如何适应新的浙江民营经济的变化与特点,特别是对于浙商们出现的群体问题,如何在无为与有为之间拿捏好一个度?
  这不是只靠胆识过人便能完成的,更是需要一种更宽广的智慧,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挑战!

 

  三,建议

  此行浙江无论是与省委书记老赵聊天还是与台州政府对话在,感觉他们对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还是看得比较清楚,也想的比较明白。
  赵书记最后所谈的“股权变更,结构调整,低碳经济与生态文明”四点改革方向让我记忆犹新;台州博士生经委主任对台州民企盈利模式与股权结构提出了“引导企业上市”的药方;金华地区的义乌与东阳的领导都对本地的民企发展有着很深层次的思考与对策,比如义乌领导要把义乌打造成国际小商品市场的商都等等,这些有为的行为,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浙江领导们的思路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肯定比我们走马观花更深刻。然而,我还是想提些建议或思考吧。
  首先,觉得浙江对民营经济的管理在无为与有为之间的度的拿捏上,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浙商的崛起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一个历史与现实的浏览器,在这个不是360的浏览器的界面上,不仅只有浙江历史的纵向,更有黄河长江甚至琼州与台湾海峡的横向,更有世界五大州的三维立体空间。必须从观念意识价值取向等各方面有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来审时度势制定有为的政策。就如我在台州所言,上市并不是解决股权变更的唯一药方一样,民营经济的发展必然有其自然的规律性,谁死谁生,那是市场决定的,过多的引导或引向有时适得其反。制定尊重经济规律发展政策,自觉调整上层建筑的结构,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市场服务水平等等,或许是有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我的第一个思考。
  其次,政府应该倡导建立一个新的浙商观念。浙江不只是土生土长讲浙江话人的浙江,新的浙商,应该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应该赋予时代与新的内容。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能在浙江大地生存发展,才有可能在文化的同化异化的撞击下产生新的火花,草根的浙商才能在嬗变中进化。
  第三,第三,浙江的经济旺盛,要求网络民主化程度急待提高。此次,浙江行,省委领导与博主网民“面对面”交流,不仅在浙江省内尚属首次,在全国都具有重大影响,博主随后在全国各地网站发表的网文与图片,不仅提高了浙江亮度而且许多真知灼见将成为浙江工作的参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的发达,必将在政治上有所展望。崛起的浙商,特别是富二代三代的年轻人,必将随着历史的步伐步入参政议政的行列,网络不仅是公民参政议政的一个工具,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引进人才,让浙江的网络民主化走向时代的前列,也许是天下草根网民的最大憧憬与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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